1.《想像的共同體》安德森
幾乎是出於直覺地，我在讀完這本書時，想到的是著名義大利小說家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1994年，他將他在哈佛大學諾頓講座的六次演講稿及結成書，書名是「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在閱讀《想像的共同體》的時候，我腦中不斷地閃現的就是這個詞：「敘事森林」。我強烈地覺得，用艾可的這個詞來形容這本書，真是再貼切也沒有了。
進大學以來看過一些學術性論著，被作者奇妙的創意和論點震撼到的經驗其實並不少見，但是透過吳叡人的譯筆呈現出來的安德森卻不止於此。除了那個經典的民族定義，以及關於一波波民族主義各自繁複精密的論證之外，這本書汪洋放肆的文采是更讓我感動的。大部分的論述文章極力追求的是論證的完整和可信，因此並不在意文句是多麼僵硬艱澀。可是安德森卻同時兼具兩者，完成了看似矛盾的任務。比如第二章十分漂亮的開頭：
沒有什麼比無名戰士的紀念碑和墓園，更能鮮明地表徵現代民族主義文化了。這些紀念物之所以被賦予公開的、儀式性的敬意，恰好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是被刻意塑造為空洞的，或者是根本沒人知道到底是哪些人長眠於其下。這樣的事情，是史無前例的。……一種奇怪的，屬於當代的褻瀆形式！然而，儘管這些墓園之中並沒有可以指認的凡人遺骨或者不朽的靈魂，他們卻充塞著幽靈般的民族的想像。(p17)
從似乎無可疑處起疑，並將之連結到主題上來，這一手絕技在《想像的共同體》裡面已經可以說是司空見慣了(更顯著的例子是第十章：地圖、人口調查、博物館)，個別看來，在其他優秀的學術著作之中也並不算上太超凡入聖(但能夠如此淵博地遍布全書的卻不多見)。令我驚異的是，他在這敏銳的社會學追問之上，包上了一層幾乎可以說是詩的外衣。而也唯有像詩人一般對文字掌控精準的人，才會想到小說敘事中的「不特定指涉」意味著一種集體想像的形成；也才會有第十一章中，對赫南(Renan)隱晦的詭論的精彩詮釋。
不可否認的是，沉迷於意象優美的文字裡的我，很可能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失去了理性判斷的專注力。又或者其實我根本就不可取地被這麼具有想像力的詮釋、這麼暢快的筆法給收買了，迷失在安德森的「敘事森林」之中了？無論如何，有一個感覺是非常強烈而確鑿的：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書也能寫成這個樣子。
2.《鉅變》博蘭尼
如果說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從比較偏唯心論的說法來說明資本主義的起源，則博蘭尼的《鉅變》便是提供了資本主義發生所需較唯物的、制度的必要條件，亦即土地、勞力和貨幣三者的商品化。
博蘭尼用這些歷史進程的回顧，說明「自律市場」是如何形成的──或者更精確地說，「對自律市場的期待」是如何形成的。但是，在博蘭尼的看法中，這種期待是非常奇怪，解釋建基在虛構的基礎之上的。自律市場總是假設一切都能透過供需機制，自然而然地達到平衡，因為人們自然而然地就能夠最理性地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而也因為相信人們會如此，所以自律市場也自然而然地是最符合人類思維的一種經濟制度。正如他所說的，「……不論這個假設看似多麼自然，但它們是不能被證明為正當的：我們常會忘掉市場經濟是一個只有在我們這個時代才出現，而且即使在當代也只是在局部地方出現的一種制度結構。」(p105)
但是關於他的論點，我覺得有兩個地方可以稍作討論。
首先是他對於經濟學假設的攻擊。眾所週知，對於自律市場的攻擊是博蘭尼此書的最重要論點之一，本書序也以〈超越為經濟論的謬誤〉為名。我要問的是，他所攻擊的經濟學假設，真的是當前經濟學的思潮嗎？我對經濟學的進展了解不深，但知道經濟學中除了「完全競爭市場」的理論外，尚有修正過的「不完全競爭市場」的理論。而對於人是絕對地理性、趨向於最大效益的假設，經濟學家似乎也多有反省。這些古典的假設已經被證明是不完全符合於現實的一個理想模型，不過，這並不會減損它們在解釋上的價值。正如同我們並不會因為馬克思的歷史演進模型無法合於現實，就揚棄他的整套解釋模式一樣。提出「自律市場」此一概念的社會建構性質，的確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但或許我們應該再考察一下博蘭尼寫下此書的當時，經濟學理論的進展，避免隨之陷入攻擊稻草人的謬誤。
另外一個我想討論的點是，博蘭尼在書中一個辯證式結構的說法。在討論勞動力商品化過程中，史賓翰連法案(濟貧法)的廢與立，是被他當作兩個對立的元素來討論的。贊成史賓翰連法案意味著抵抗自律市場、支持國家干涉；而1832年的法案廢止則代表了對自律市場的信賴。我想問的是，我們是否還有第三條路可以選擇？1795年到1832年的歷史讓我們看到了史賓翰連法案的失敗，也看見了試圖抵抗資本主義浪潮所帶來的危險。可是相反地，1832年以後的快速市場化，也讓我們看到了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苦果。那，我們是否還有更好的選擇？在博蘭尼抨擊自律市場的同時，應當也知道社會主義的純淨理想是十分難以企及的了，我們是不是應該從這種二元對立的架構裡面跳脫出來，試著去找出新的作法？真的沒有別的辦法了嗎？──或者，辦法還在我們想像力的邊界之外？
3.《Formosa ideology》吳叡人
民族／文學的千秋大業
讀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很難不讓我一直聯想到台灣文學史。在這個主題之下，有趣的不僅僅是那些活躍的作家、不知是否被誇大了的經典作品，連文學史的書寫都很值得玩味。
西元1926年，《台灣民報》刊登了三篇小說：賴和〈鬬鬧熱〉、楊雲萍〈光臨〉和張我軍的〈買彩票〉。有些論者認為，這是台灣新文學的起點，並將往後的五六年稱為台灣文學的「草創期」。令我感到有趣的不是那些短促、不知意義何在的分期，而是原來從起點開始，台灣新文學的三種主要語言風格就是同時起跑的。賴和代表了偏向台灣話文的風格，楊雲萍則是有深濃的日式語法，張我軍更是眾所周知的純粹北京話擁護者。當然，日後這三個人各自得到了不同的評價。在吳叡人的台灣民族主義史的敘述中，賴和的地位是最高、最正確的；張我軍彷彿代表了一股反動勢力、楊雲萍則根本被忽略。
賴和的宗師地位，無論是就作品本身的價值或者政治正確的程度來說，都可以說是實至名歸。不過，吳叡人的論文看重的是台灣話文派對於民族主義的貢獻，因此強調賴和。可是，如果真如吳叡人所宣稱的，賴和一直致力於「以文學表現台灣特色」(p185)，而台灣話文又是比較實際、適合台灣的語言的話，那賴和的小說理當是越來越趨近於台灣話文才是。事實卻是，賴和最接近台灣話文的小說就是第一篇〈鬬鬧熱〉，後期的小說則是以越來越純熟的白話文技巧，融會台灣話來寫作。整體看來，不但「較正確」的台灣話文比例沒有增加，反而是有所減少的。
吳叡人的論文在我看來，也是台灣民族主義建構大業的一環，在此背景下的台灣文學史書寫，像賴和這樣的關鍵人物都被壟罩上了民族主義者的光環。事實上賴和的行動是不是真的這麼「忠於」吳叡人所描述的民族主義，是很有質疑餘地的。
準此，有些聲音是必須是被淹沒的；跟吳叡人相同立場的一般台灣文學史書寫最拿手的便是忽略。楊雲萍的作品過於無病呻吟，張我軍一派(中國)內地情調，都沒有足以稱道的「民族的」意識。有一些更極端的例子自然更是被抹消殆盡，比如說，周金波和朱點人。這兩個都是1930年代(所謂「成熟期」)活躍的作家。周金波的〈志願兵〉和〈牙醫〉使他被歸類於「皇民作家」，不能見容於「奮鬥的、抗議的」(張恆豪)台灣文學史冊。細察內容，我們恐怕很難不承認，除了政治上的不忠誠以外，周金波或許才是最實際地在為台灣人民著想的；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如果日本一直統治台灣下去，周金波很可能會成為爭取臺灣人實質利益最有力的論述根據。朱點人則是台共成員，語言流派上屬於張我軍一派，在日據時代他是不受歡迎的中文作家，戰後也被國民黨政權視為異議份子，四十六歲於台北車站被捕槍斃。這兩人純以作品的高度論，恐怕是少數能夠與賴和並列、堪稱作家的作家，不過，歷史選擇的語言並不站在他們的一方，他們的優秀自然不能被承認。
吳叡人自己是《想像的共同體》的譯者，對於民族主義本身的人造性格想必十分了然。可是，為什麼他還能對台灣民族主義有著如此大的忠誠和熱情？我們看到瑞士民族主義者宣稱自己早在十二世紀便建國時，或許能夠安心取笑他們的荒謬；但當我們看到鐘理和紀念館裡面宣稱的台灣文學史竟然是從荷蘭時代的官方文件開始算起時，我們怎麼還能不覺得這件事有一點點詭異？我們多元到有荷蘭語、西班牙語、十多種原住民語、日語、北京話……可是卻只能有一種正統的、來自閩南的「台灣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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