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或真理的技藝

時過境遷，前兩月還在熱熱鬧鬧的六七部雜誌，現在又像深秋的黃葉，一陣狂風打撼過來，也就零落無餘了，這免不了也使比特先生唯有感慨係之矣哪！雖然是利害於他無關，但抹殺了他出鋒頭的機會，已經夠他難過了。
　　「喔！這不是要把我們弄成啞巴麼？哼！非把集會、言論、出版的絕對自由要回來，還了得麼？」最後，他禁不住忿忿地這樣獃喊起來了。

──楊守愚《比特先生》

　　楊守愚生於一九○五年的彰化，其父是前清秀才，因此漢學底子頗厚。少年時曾因「黑色青年聯盟」事件被檢舉，後來受到賴和的鼓勵和影響投入文學創作也加入了「台灣文藝聯盟」。他的產量頗豐，單單本集就收錄了三十五篇小說，在日據時代的作家中，算是關懷面向較廣的一位。
　　集末古繼堂的評論〈楊守愚及其小說〉指出，「楊守愚小說很重要的一個方面的內容市台灣的地主階級和日本佔領者相勾結，對台灣農民進行剝削、壓迫和殘害。」這句話不算錯，卻也不能說是全對。〈兇年不不免於死亡〉、〈醉〉、〈升租〉、〈決裂〉和〈移溪〉這幾篇小說都有碰觸到地主與佃農之間的問題，在楊守愚的整個創作生涯中，的確是佔有不容忽視的地位。這些故事的情節大多相似，不外乎佃農遇到災荒繳不出地租，地主卻不肯減免造成佃農的家破人亡；或者製糖會社、其他的佃農抬高租價向原來的佃農爭地，而地主坐收漁翁之利。無論是哪一類，說其核心主題是地主向農民剝削大概不會有人有異議，但若硬是要上綱到「地主與殖民者」勾結，則不免令人有些啼笑皆非。〈兇年不不免於死亡〉中，業佃糾紛造成警察出面查封，佃農可憐歸可憐，但這狀況頂多說是社會保險措施不足，說到「勾結」恐怕帽子太大；〈升租〉裡的製糖會社雖是和地主一道造成了佃農失業，不過那也是資本主義競爭下的結果。
　　另外，古繼堂也提到，對於日人治台時的法律問題，楊守愚也多有碰觸。雖然古繼堂歸納出的結論極度政治正確到愚蠢的地步，但我同意這也是楊守愚很關心的主題之一。〈十字街頭〉、〈顛倒死〉和〈瑞生〉或為主題或為陪襯地提到了小販天天提心吊膽躲警察的場景，這些「執法者」自然是窮凶惡極的嘴臉，但最奇妙的是，這些小販們被抓的第一句話往往都是：「大人恩典！」──他們早知自己犯法，只是為了生計迫不得已。國家權力機器與個人微弱的生存權，才是小說中的主題所在，但論者﹝可能作者也是﹞似乎認為，這些奉令行事的警察才是法律問題的禍首，他們錯在「不開恩典」，這對整個社會權力結構的認知還太膚淺吧。另外，〈罰〉說夜車相撞，車夫被罰；〈斷水之後〉敘平民無照網魚，被警察帶走，這兩篇突顯警察擁法自重，一般民眾法治觀念不足，畏懼權威，人物的定位十分鮮明。
　　而論者謂楊守愚的小說「描繪出封建宰制下女性悲苦的呻吟」，也是段半對不錯的廢話。楊守愚描繪了許多中下階層的家庭，因此常有許多面目愁苦的「妻子」、「老母」，另外，也有一些篇章是以女性為主角﹝或主題﹞的。這些作品基本不脫被欺壓、被逼迫的抗議﹝寫實？﹞小說典型，只是主角換成弱女子，多了一種壓迫手段叫做「性」。細觀文本，〈瘋女〉因為被媒妁之言欺騙，在舊禮教的約束下不敢反抗，終致發瘋，這裡的「發瘋」卻要用女子脫光衣服來呈現；〈女丐〉年紀輕輕就被賣為妓女，最後得了性病被逐出；〈誰害了她〉、〈鴛鴦〉都是女工被上司調戲甚至強姦，而女子無法反抗或者死亡。除了〈慈母的心〉是對照貧與富、勢利與淳樸之外，楊守愚筆下的女子大約都無法掙脫衣衫褪盡的「恥辱」，這或許反應了身為一個男作家對於女性角色想像的極限。女性在他筆下只是指責壓迫來源﹝禮教、政府﹞的工具，這並不代表他特別關心女性。不過同一主題的〈誰害了她〉和〈鴛鴦〉兩篇，後者講誤解、講無奈，比起前篇的一死百了有長足的進步，深度不錯。
　　而關於政治異議份子甚或是革命份子，楊守愚是比較大膽直書的作者。卷首的〈獵兔〉描寫一群曾因治警法事件下獄的政治犯，數年之後聚會、打獵，當年所有的雄心壯志只剩下幾句當時與獄卒的玩笑話了，髀肉之感油生，尤其末句：「醉態闌珊，杯盤狼藉，這一天的光陰，從此消磨去了，但這一日的意味，卻又是耐人咀嚼的。噯！這是過去民眾運動史上最初有政治意義的一頁。」，的是耐人咀嚼。〈嫌疑〉平白被捉入獄，頗令人想起卡夫卡《審判》，不過吶喊太大，失了冷靜，情節上也有破綻。〈決裂〉被視為他這類型作品的代表作，四個主要角色各有象徵、各有性格，雖然因此造成人物掙扎不足，但衝突精采，是他少數情節、轉折比較有看頭的作品。
　　作家所書寫的對象，常常是他最熟悉的東西，這一點在楊守愚身上也可以獲得印證。身為作家，並且是前清秀才之子，他身在新舊知識份子的交點上，寫起這題材來左右逢源。〈捧了你的香爐〉雖然有過於理論／論理化的缺點，但攻擊傳統私塾教學十分尖銳。〈比特先生〉述三流作家沽名釣譽，為求名而無所不寫，可惜轉折太過粗糙。〈開學頭一天〉、〈就試試文學家生活的味道吧〉、〈夢〉、〈啊！稿費〉和〈退學的狂潮〉為一系列的作品，寫私塾教師「王先生」招不到學生﹝招到學生也不肯付學費﹞、投稿又賺不得錢，一筆掃盡兩代知識份子面對經濟壓力的窘況。王先生天真無能的形象突出，恐怕也是作者的另一種自嘲吧。
　　我個人以為，以上雖然都是楊守愚小說所具有的特徵，但他最特別的一點卻是「街談巷議」式的書寫。所謂「街談巷議」式的書寫，是指他在敘事上，常常採用一種「轉述」的手法，主角往往不涉入劇情，而能有一種「後見之明」的全知觀點。例如〈生命的價值〉透過一個小男孩聽鄰居轉述隔壁家小女孩的慘死、〈兇年不免於死亡〉對妻離子散慘劇的事後轉述甚至是〈女丐〉的「滿足我的究竟心」。這種敘事模式產生一種模糊的空間，因為既然是轉述，就必有猜測和誤傳，其中的不準確性使得作者在細節上的疏漏不但不會被苛責，更會帶給讀者一種「聽八卦」的刺激感。這種模式走下去，楊守愚甚至出現了好些「鄉野傳奇」式的作品。〈十二錢又帶回來了〉寫一個腦筋靈活的人，不花一毛錢便吃了一頓飯、剃了頭、坐了轎子；〈爸爸！她在使你老人家生氣嗎？〉寫鰥夫差點與兒媳婦擦槍走火的亂倫之戀，處理慾望、心理，在日據時代十分特別；〈美人照鏡〉寫民眾假神明之名，火燒惡鄉紳的房舍；前面提過的〈慈母的心〉寫老母親帶著小兒子去探望賣出家門多年的女兒，卻被拒絕會面的故事。這些篇章讀之活潑怪奇，彷彿有一老人在讀者面前述說著一則年凐代遠的傳奇，又像是街坊鄰居、婆婆媽媽聚在一起的嚼舌私語，它們雖然沒有論者重視的「反抗異族統治、揭露權貴醜惡」的精神，卻是楊守愚最富活力、最能展示一個時代庶民多重面貌的作品。
　　而上述的敘事手法，便是論者認為楊守愚小說「結構完整」的原因吧。他的許多小說都照著這個模式去推動情節，雖然時有中國古典小說之野趣，但用久了也不免疲乏、了無新意。這種敘事方式加上他習於使用扁平人物突顯對立／主題的手法，使得他的小說情節受到很大的鉗制，在轉折上也常常生澀。可惜，關於人物／情節之間的拉扯掙扎，楊守愚無緣讀見佛斯特的《小說面面觀》，否則他的「街談巷議」可能會更加生猛、更加紛擾一些。

‧《楊守愚集》，前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