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或真理的技藝

相關延伸

1.理念型概念

　　在討論韋伯的方法論時，「理念型」的使用是居於最核心地位的。許多對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文的批評，也往往是忽略或誤解了韋伯的這種特殊方法而產生的。
　　所謂的「理念型」，簡而言之，可說是一種「類型建構」。在錯縱複雜的歷史洪流之中，各個事項的內涵都是十分「不規則」的，難以三言兩語述盡。而若是要討論兩個(或更多)事項之間的關係，則其複雜度更會難上許多。這時候，韋伯會突出強調個別事項的某些特徵，暫時略去其他蔓生蕪雜的次要部份，建構出一個只會(也只能)在理想中出現的類型，這種僅存在於人類思想中的虛擬型態即「理念型」。
　　這種方法，首先會遇到的問題便是，我們應該要如何看待那些被化約掉的部份？拿理念型去關照實際的經驗研究時，這些被化約的部份似乎都會成為「例外」而限制了理念型的解釋效力。韋伯在《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中，以「證券市場的恐慌」為例，解釋他如何面對理念型的「偏離」。他假設證卷市場符合「目的理性」的理念型，而經驗研究發現的非理性行為則是「偏離」：

……在解釋「證券市場的恐慌」時，就可以如此分析：首先試圖決定，假若沒有受到非理性影響，行動過程將會如何；然後，便可以引進非理性的成分，以說明偏離上述假設所觀察到的現象……作為「類型」，以便將實際上受到各種非理性因素(如情感、錯誤等)影響到的行動，當作與純粹理性行動的「偏離」現象來理解。

　　如同自然科學的研究會先假定各種理想狀態來進行討論，精準地使用「理念型」也同樣能夠產生有意義的模型，來討論諸歷史事象之間的關係。韋伯認為，這是研究者在論證展開之前，應該先做的「思想實驗」。理念型建構的準確與否，幾乎會影響到整個研究的成敗，因為它決定了哪些特徵是比另一些更重要的，甚至決定了應該收集和放棄哪些經驗事實。也因此，理念型不該是一個一成不變的、僵化的模型，而該隨著新的歷史研究進展而做有彈性的調整，甚或推倒重建。就像我們無法調查全體研究對象的資料，而採取抽樣統計的方法一樣，理念型的簡化也是種研究的「權宜之計」，容許我們犧牲一些旁枝末節真假，而著眼於更大範圍的解釋力。
　　此一方法之用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從書名中便可以看出來了。韋伯所欲研究的便是兩個歷史事象──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關係。透過理念型的簡化，新教倫理被濃縮為「入世禁慾主義」，而資本主義精神則是「終其一生克盡天職」。新教倫理、資本主義精神的內涵當然不僅止於此，不過對韋伯來說，這是他從思想實驗中抽繹出來，兩者最主要的部份。余英時先生在《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的自序裡說得傳神：

……「理想型」，其本身乃是一個烏托邦，在真實世界中是找不到的。但是，從另一方面看，「理想型」超越了經驗而同時又包括了經驗。它本身不是歷史的本相，但為歷史本相提供了一種清楚的表現方式；它本身也不是一種假設，但其目的則在引導出假設的建立。我們必須先建構「理想型」，以與實際的歷史經驗相比較，然後才能看出一組歷史事象中的某些構成部分是特別有意義的。

　　如此，韋伯不僅避免了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的困難，也由於理念型建構得夠準確，而使得他的理論仍然具有強大的解釋價值。


2.理性化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所殷勤探問的，是資本主義為什麼只在西方出現，而不在其他同樣達到物質條件的地方？正如同此書僅僅是包含在一個更龐大寫作計畫之中的一篇文章一樣，這個問題也從屬於一個更大的問題之下，那便是：為什麼只在西方，無論是政治、經濟、法律、宗教、藝術等各個人類活動領域裡面，發生了如此大規模的「理性化」進程？資本主義在這個脈絡底下，所代表的就是經濟領域方面的理性化。
　　在討論何謂「理性」之前，我們先來檢視除了理性之外，人類的行動還有什麼可能的選擇。在韋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之中，將對社會行動的理解視為社會學的主要研究範疇，並將社會行動分成四類：

1. 目的理性
2. 價值理性
3. 情緒式
4. 傳統主義

　　前文所述的「理性化」，所指的便是「目的理性」。目的理性的行動講究的是手段與目的效果的關係。在這種方式之下，人們透過精密的計算，來使自身的行動最佳化，得以使自己的行動得到最大的效果。「價值理性」的首要考慮則不是最大效益的取得與否，而是其行動是否符合一個最高的價值。這個最高價值可以是宗教，也可以是政治意識形態，具體內容不一而足。在價值理性式的行動者身上，它指導並限制了行動的可能。「情緒式」的行動者的指導原則是當時的情緒和感受。「傳統主義」常常(但非必然)處於目的理性的對立面，因為它是以過往的成規作為依據的。
　　作為一個「西方之子」，對韋伯來說，他所要探究、闡明的西方文明進程，其最顯著的一點便是：為什麼目的理性的行動會壓倒性地在西方社會佔據了主流位置？而且，更奇妙的是，西方社會的這種特徵，在全世界是找不到第二個案例的。各國在各個領域都有程度不一的理性化，但將理性推廣到如此深度與廣度的，則唯西方而已。隨之而來的，西方世界也是「除魅」──韋伯用來指稱去除巫術、傳統等非理性因素的過程──腳步最徹底的地方。這些事情究竟是何時、為什麼、以及如何發生的？
　　以此框架來讀《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我們或可這樣簡單地整理韋伯的答案：文化(尤其是宗教)因素導致了西方與其他地區的不同。這一可能被人譏為唯心論的見解，其實可能是最接近答案的答案了。因為在世界各地，比如中國或印度，無論是商業發展或者是各種物質、資本的積累，都並不遜於西方，但是資本主義──經濟領域的理性化──卻遲遲沒有發生。在《中國宗教：儒教與道教》中也是以文化上的因素──儒教的適應現世傾向和傳統主義精神──來說明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資本主義，依此，韋伯也反証了他一直念茲在茲的，西方文明自身的問題。較為可惜的是，即使是韋伯本人也不敢論斷，究竟這種文化(宗教)對理性化精神究竟發生了多少確切的影響，又是如何影響的？但韋伯已經指出了這個挑戰，這個了解西方文明的問題之門了。

3.《新教倫理》在東亞的爭議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余英時／著
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下稱為《新教》）一書從面世以來，不但奠定了許多對資本主義之所以興起的討論，也令後人對其內容的爭論定下一個方向。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東亞如日韓臺加港等許多地區經濟蒸蒸日上，不斷增加的GDP與國民生產力、快速現代化等表現讓許多人興起一個疑問：這些地區的共同特色─儒家精神─是不是對其發展資本主義有特別的幫助？若答案是肯定的，那韋伯對儒家精神無法催生資本主義的結論是否還適用？六七零年代以來中日學者對此疑問產生大量研究與討論。
本書（以下稱為《商人》）就是針對這一龐大的討論串做出的回應。韋伯認為新教倫理中對資本主義的催生居功甚偉的就是「入世苦行精神」（入世禁慾主義），其克勤克儉的生活習慣讓資本不斷累積再生產，產生資本主義。《商人》一書即是要論證「晚至明朝，中國就出現了入世苦行精神」。

韋伯在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研究集《儒教與道教》中，主張儒家雖然有理性主義與強烈的入世精神，卻缺乏對一「彼岸*」的強烈渴求，無法導出入世苦行精神。但儒家其實是有的。
佛教在中國，從一開始是超凡出世修行、不問世事的托缽教，演變出入世普渡眾生、講本心清淨即大智慧、以出世延及入世的新禪宗，展現深切的關懷。可這一關懷踏不出寺廟，無法在世俗社會間產生共鳴。而後禪宗這一精神漸漸被北宋南宋的各大思想家所消化吸收，為南北朝以來停滯不前的儒家精神帶入「立此岸觀彼岸」的核心思想，如朱熹、二程、陸象山等人所關心討論的處世倫理不再只適用於君臣、父子等朝野與家庭內的五倫，也能用在許多對職業、工作的態度上，及大眾對理想世界的看法等。
不但如此，許多跟新教倫理相似的處世精神也開始在儒家對事理的討論中出現，如以天下為己任的入世苦行理念、對工作的敬即是對天理的敬、對時間觀念的理性運用切割、對士農工商四民職業高低的一視同仁等等，大大促進了當時商業的發展與商人對己身的重視。
到明朝，藉由王陽明的「心即理」「直指本心」的理念宣揚，儒家更是進一步肯定了商人的地位，四民排列由「士農工商」轉變成四民齊一，又變成「士商農工」。因為文人過多，政府官員員額不足以供養，許多文人變成商人的轉型過程與此四民概念的轉換交互影響，且商人又能藉由捐官與行善積德等行為達到不遜於士人的社會地位。甚而有之者連「良賈何負閎儒苎」一語也能硠硠道出。到最後出現不少「以商行善」「以商積德」的「儒商」出現。其為世人服務的理想召然可見。

整體上來說，余英時強調的是，中國並不如韋伯所說的缺乏現代資本主義萌芽的必備條件──入世苦行精神，中國有中國自己的環境與問題。資本主義之所以沒有在中國萌芽還有別的因素，如韋伯在《經濟通史》中提到的資本主義興起前提條件還有會計技術、自由市場、勞動力市場化等等，缺乏這些背景條件資本主義也是無法啟動的。
大部份以《新教》中提供的理念型概念去討論東亞問題的人其實都問錯問題，真正的問題意識不在東亞的儒家精神能不能催生資本主義，而是其在資本主義移殖東亞時起到什麼樣的助力苎。因為「催生」這件事在世界的歷史上只會出現一次，其後資本主義「如歷史巨輪般的不止歇的複製」苎自然會推及全世界。










結論

韋伯企圖尋找資本主義出現的精神力量，他從新教的禁慾主義和其所帶出的理性經濟行為找到一線足以解釋的契機。如同他所說的，這整個精神層面的歷史事實並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唯一原因，遑論當時的歐洲發生了多少大大小小的重要改變，商業化如何在歷史的矛盾和衝突中殺出一條路來，韋伯堅信其背後有股精神上的力量，他不旦找到了他要的答案，並且謹慎的提出了例證。資本主義的理性精神不是宗教改革「創造」出來的，但新教在精神上對當時世人造成的影響，卻絕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韋伯認為那是不可質疑的歷史真相，而當我們了解到這些真相，了解到現在令人擔憂的資本主義是如何在當時發根，便可以進一步去沉思，去尋找我們在歷史上的出路，社會在我們手上，我們必須把他從淵豁中解救出來，韋伯在他的時代就已經看到資本主義對世人的巨大影響，他擔憂的那種精神上的毀滅，靈魂的空無、虛假的自滿，正是我們今日面臨的巨大難題，那麼對我們每個人來說，就都有責任，去了解這段歷史，了解我們是如何身陷泥沼，然後從而找到脫身之道。

參考書目
※紀登斯，《資本主一語現代社會理論︰馬克思、涂爾幹、韋伯》
※顧忠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導讀》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Alex Callinucos，《社會理論思想史導論》
※韋伯，《宗教社會學》
※韋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
※韋伯，《宗教與世界︰韋伯選集2》
※韋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


小組分工

報告人：朱宥勳 徐茂庭
書面：劉晨志 朱宥勳 徐茂庭 朱政綱
書摘：蔡鴻彬 傅培剛 朱曉潔 陳文玲 許竹雅 林詩蓓 葉倫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