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周金波是活躍於1941-1945年間的台灣作家,是台灣留日學生,學成歸鄉後主要以日文寫作,在《文藝台灣》等刊物發表作品。
  在傳統上,周金波被評價為支持皇民化運動的作家,也因此被貼上了為「殖民政權喉舌」的標籤。九○年代之後,有某些研究指出周金波並不是純粹為殖民政權背書,其作品中也有「很不皇民」的成分。
  但無論是哪一派說法,均只是以某些孤立篇章做討論基礎。本文試圖透過對周金波小說的全面探討,討論這樣一個「留日、歸鄉」的作家面對日本與台灣兩股文化時產生的思索,並以其認同掙扎來側寫當時某一批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
  這份研究將以文本分析為主、文獻回顧與理論思考為輔的方式進行,文本則使用前衛出版、中島利郎等編著的《周金波集》(其為周金波最為完整的中文譯本)。

---

你問我立場,沉默地
我望著天空的飛鳥而拒絕
答腔,在人群中我們一樣
呼吸空氣,喜樂或者哀傷
站著,且在同一塊土地上

不一樣的是眼光,我們
同時目睹馬路兩旁,眾多
腳步來來往往。如果忘掉
不同路向,我會答覆你
人類雙腳所踏,都是故鄉

──向陽〈立場〉

一、 作品中的光譜或光譜下的作品?

  如果說文學作品能夠反應一個時代,那要解讀戰爭期的台灣文學無疑對我們理解台灣的歷史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強調反抗意識的台灣新文學史裡,周金波時常因其支持皇民化運動的姿態而被忽視 。
  無論我們在道德上或政治上如何譴責「皇民作家」們,他們的存在是事實,少了他們的台灣文學史就不是完整的台灣文學史;刻意忽略他們的作品,對歷史是便是一種不誠實的扭曲與建構。因此,我覺得對於周金波的探討是必要的,而且具有十分正向的意義。這篇文章便是以上思考的一個初步展現。
  周金波生於1920年的基隆,自十四歲開始便定居日本,直至二十一歲那年從日本大學齒科畢業,才返台繼承家中的醫院。1941年,本文探討的是他包含處女作〈水癌〉在內,依序發表的〈志願兵〉、〈「尺」的誕生〉、〈讀者來信〉、〈氣候、信仰和宿疾〉、〈鄉愁〉、〈後方的來信〉、〈第一信〉、〈助教〉、〈無題〉、〈惡魔的使徒〉十一篇小說。
  第一篇比較完整的周金波專論,是發表於1943年辻義男的〈周金波論─以系列作品為中心〉 ,其以「激越」為主要論點,探討周金波小說技巧的成敗。在文末,他總結地給予周金波頗高的評價:

在〈鄉愁〉這篇文章以前的周金波,因為感情激越,以致往往把自身和週遭都迷失掉了。直到〈鄉愁〉的暗夜行路,才開啟了周金波的作家之眼。這種轉變從〈書迷的信〉的摸索開始,到〈鄉愁〉時逐漸有所超越。

  光復之後,周金波被冠上了「皇民作家」的封號,認為他屈從於殖民者而不見容於台灣的文壇。他停止了文學活動,連作品也不曾被翻譯出版 。少數提及周金波的文章都是與「皇民文學」有關的論爭 ,其中也僅見意識形態的評價而不見文學層次的分析;而且這些文章幾乎只提〈水癌〉與〈志願兵〉兩篇最早期的作品。
  直至九○年代開始,才開始有零星的周金波研究。垂水千惠〈台灣作家的認同意識和日本──周金波的近代觀點〉 認為,周金波是以一種「領導者」的姿態來敘事,周金波的認同「皇民化」,實是認同「近代化」,而他的小說與隨筆也有意無意地透露了認同意識被撕裂的痛楚。星名宏修先在〈「血液」的政治學──閱讀台灣「皇民化時期文學」〉 提及內地人與臺灣人面對「血統」時不同的態度,進而衍伸出戰爭期文學中「志願血書」中蘊含的權力關係;後又有《再論周金波──以「氣候與信仰與老病」為主》 ,認為該篇小說顯示了周金波複雜的認同情結,並提出周金波向台灣鄉土轉向的看法。而中島利郎則在〈周金波新論〉 、〈「皇民作家」的形成──周金波〉 兩篇文章之中,論證周金波不是一個皇民作家,而是一個「愛鄉土、愛台灣」的作家。
  台灣方面的研究,取徑大致上沒有超出上述以外。王郁雯〈台灣作家的「皇民文學」(認同文學)之探討──以陳火泉、周金波的小說為研究〉 、石川香代子〈周金波〈志願兵〉析論〉 均屬之。他們均圍繞著「認同」來展開討論,且也集中於〈水癌〉和〈志願兵〉的討論。近年最具有啟發性的研究是莫素微的〈鄉關何處―─周金波的殖民地之旅〉 ,本文以佐藤春夫和周金波做對位分析,說明〈鄉愁〉中之主角「以被殖民者之身承載殖民者之眼」的特殊處境,對文本的分析精采絕倫;其後,又有〈現代化與公民化──由周金波〈水癌〉中的醫療主題出發〉 ,從「醫師」這個特殊位置一路尋索,竟能牽引開衍出國族權力布置的討論,並且解釋了周金波(及其他支持皇民化的作家)對「皇民化」、「現代化」、「公民化」等概念的糾結。

  綜覽上述研究之後,我們可以發現仍有若干研究盲點;因此,在本文之中,我建議以下列三個要點作為討論原則。
  首先,是對於價值判斷的執著。當研究者們在爭論周金波「究竟是不是一個皇民作家」的時候,無論正方還是反方,都含有某種民族主義式的假設;質言之,他們大多將「皇民」直接連結為「叛徒」、「漢奸」,將周金波「除罪」或「入罪」。但以一種更高視角的社會學眼光看來,各個「民族」「國家」其實都不具有必然的神聖性,因此,我主張在討論作品時,拋卻掉這些價值判斷。我們可以討論作品座落在光譜何處,卻不能帶著某種光譜的邏輯去解讀作品。
  第二點是要將作家的作品系列想像為一不完滿的整體。這蘊含了兩個層次:「整體」是強調我們不能單憑少數作品斷定一個作家,而需整體觀之;「不完滿」則是承認作家是人,在複雜的內外在因素交錯中,他會思索、掙扎,也會犯錯、自我矛盾。因此,我並不試圖發展出一個可以解釋所有作品的模式,即便周金波作品數量不多,粗暴地「一以貫之」也將流失許多細膩的東西。
  最後,我將嘗試在作品系列的脈絡下,對個別作品做文本分析與比較,而不以「議題」作為切入點。誠然,過去台灣文學議題式的研究方法獲致了豐碩的成果,他們幾乎頃全力在注意作品「說了什麼」;我希望我還能多關照到技巧層次的討論,作品「怎麼說」也是重要的文學問題。我相信文學的形式與內容是互為表裡、密不可分的整體。

二、 正確的堅固與空洞
──〈水癌〉、〈志願兵〉

  1941年,二十一歲的周金波寫下了他的第一篇小說〈水癌〉。其時,他正要從大學中畢業。在思想上,〈水癌〉支持皇民化運動的姿態是無須多做爭辯的 。雖然〈水癌〉發表在《文藝台灣》時獲致了不錯的評價,但正如中島利郎所指出的,觀察這篇小說的重點即在於周金波尚未畢業回台,還沒開始「做同胞的心病的醫生」的生涯 。
  也因此,整篇小說基本上洋溢著一種純真、理想性高昂的筆調。辻義男認定〈水癌〉是一篇控制不了自身「激越」的失敗之作,乃是作者技巧不足所致。閱歷不足或技巧不足兩種說法我基本上都同意,但更細緻地觀察文本,我認為所謂的「技巧不足」更精確地說是敘事策略的失當。周金波小說裡的敘事者通常很少是完全密接的第一人稱鏡頭,多少會疏離於情節或其他角色情緒之外。〈水癌〉表面上看來雖是第三人稱的「他」,實際上讀者卻是完全貼著牙醫師「我」來思索、說話、診療的。因此這篇小說與其所欲描寫的對象缺乏距離感,時常出現像這樣刻板而缺乏寫實感的口吻:

他反倒在腦海中很快地描繪當著那少女屍體面前,而且只在眾人在場時候唸唸陳腔濫調,流著一擠就出的眼淚又哭又嚷的一場情景。把一切的一切按照公式悲嘆的日子過去,孩子的屍體安葬就緒,大概是兩三天前的事吧。而她的母親就已經熱中於喜歡的賭博了。

  這一點,在〈志願兵〉的處理上就細膩得多了。敘事者「我」在小說中擔任著一種穿針引線的功能,讀者透過「我」的眼去看張明貴與高進六的互動,但「我」卻很少表示意見。這種以「演出」代替「說出」的手法,無疑是一種更為冷靜高明的敘事技巧。
  〈志願兵〉的主軸是張明貴與高進六之間的五次爭論。他們兩人都同意,成為日本人是必然的,但是在「方法論」上起了爭執:

「我們兩人在明貴去東京以前就訂了同樣的目標,現在這個目標還是沒改變,議論的時候已經互相確認誰都沒有錯,但是搞不清楚的是達到那個目標所必須經過的路程……」

  結局是張明貴向高進六道歉,似乎是單純地堅持信念的平民壓倒了思考過多的知識份子;暗示了皇民化是不必思考、必須執行的「正確之道」。周金波本人的演講也證實了這點 。然而,正如前面提過的,作家會思考也失誤,無論有意無意,周金波在〈志願兵〉裡的姿態已經不像〈水癌〉那樣激昂了。回台半年以後的周金波,支持皇民化的呼聲變得更加完滿成熟,卻隱隱然有那麼幾絲絲的不確定。小說以一種完全不像是「協力國策」的壓抑筆調開始,與張明貴的理論反省和高進六的激情相比,默默無聲的「我」卻是有點麻痺僵固於台灣的空氣裡,「要說服人家反被人說服了 」。文本中兩次強調他的生活已然被封閉在象徵台灣生活的紅磚屋之中,更不斷地透過明貴勾起的日本回憶來對照眼前的台灣景物。
  台灣的生活究竟有什麼這麼令人不快?周金波並沒有在此明說。然而,參照其他資料 得知,我們大約可以推測,在這半年之間,周金波開始發現自己處於一種尷尬的歷史位置:他既不被日本人接受,也不被台灣人接受。如何在這兩種結構之中自處,成了周金波最重要的文學主題。終其一生,他都在試圖實踐「正確」的皇民化,試圖填補歷史回音裡的空洞。

三、 誠實:在擺動與動搖之間
──〈「尺」的誕生〉、〈讀者來信〉、〈氣候、信仰與宿疾〉、〈鄉愁〉

與周金波同時的文壇耆老西川滿曾如此評論過他的作品:

他憧憬內地,雖懷著排斥台灣舊有事物的心情,但又擔心那排斥的精神太露骨,這反而模糊了作者的意圖,削弱的結尾的力量。(中略)但是,從寫了〈水癌〉之後周君的步伐看來,這個人擁有獨特的武器,這是本島新文學之鑰。今日的痛苦,將成為這位誠實的作家明日發展的食糧。

  周金波是否正如西川滿所說的具有「排斥台灣舊有事物的心情 」?這個問題會在稍後的討論裡提到,在這裡我想提的是周金波在〈志願兵〉之後,其作品發生的改變趨勢,這種趨勢使得欲為周金波「除罪」的論者找到了著力之處 :他的小說主角開始帶著皇民化思想進入台灣的各種社會情境中了。
  〈「尺」的誕生〉中的孩子吳文雄,便是一個充滿熱誠的孩子,而周金波不無殘忍地描寫那種尋求認同的天真節節敗退的過程。孩子因代表日本文化傳遞者的老師無意間稱呼他為「呼密歐」(一個比較親密的稱呼)而開心,然而他心裡卻很清楚這並不意味著親密;他向海邊的日本水兵自我介紹、撒嬌,也無法被誤認為「士官的弟弟或親戚的兒子 」;在海水浴場泡水,心裡卻介意著沒有跟下來玩耍的水兵;小學校學生熟練於角力,而不擅此道的他又因此失去水兵的注目。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周金波在這麼一個充滿挫敗的一天的結尾,還很反諷地讓吳文雄「回味著這快樂的一天 」。
  這種漸次累積的挫折與退縮,顯示了周金波在情節營造上的進步。〈水癌〉單薄的情節到了〈志願兵〉的時候已經隱隱然有所成長,然其以對話演示主旨,技巧仍嫌粗劣;到了周金波,則是讓我們看見了一個孩子如何卑怯地求取認同,卻在一次次粗暴的對待中逐漸退縮,最後縮閉到「他變成了『旁觀者』 」。
  孩子被迫沉默不動,那一個被皇民化思想壟罩的台灣青年會有什麼境遇?〈讀者來信〉裡激動的賴金榮寫給作家K九封信,在這九封信裡,我們看到一個苦悶的讀者滿懷激動地求取作家的認同,給予他貫徹信念的力量。賴金榮認為只要有「根深的愛」和「虛心坦懷」的精神,便能夠解決一切問題。這「問題」顯然便是內地人(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相處的問題。賴金榮堅定地說服父母,矢志入籍與改姓名,並且再三再四地注意自己的日語是否說得不夠好,認為這些努力能「獲得堅定不移的日本人信心 」。
  但是,所有的努力換到的卻是日籍課長與同事的特殊對待,終至於受不了而離職。賴金榮極度焦慮到近乎可笑的腔調,反而突顯了某種無力感。在這一點上,〈讀者的信〉與陳火泉的〈道〉頗有共通之處,在時人看來也許是熱情呼應時局之作,然而在時過境遷的後人看來,卻是一種屢敗屢退的窘境。更進一步看,賴金榮好歹可以透過這一封封信向作家K控/哭訴現狀,那同樣出生於台灣、年紀相仿的作家K,又要向誰控/哭訴?
  周金波的問題觸角並不只到此而已。接下來〈氣候、信仰與宿疾〉的主角蔡大禮是個在社會上卓有地位的中年人士。在這篇小說中,我們又見到周金波在佈局能力上的更高層次展現。努力過著神道教生活的蔡大禮,以推行宗教的方法,想徹底將台灣人皇民化。正如同周金波的進步,〈氣候、信仰與宿疾〉的蔡大禮已然不是當年〈水癌〉的高進六了;對前者來說,信仰已經不是拍拍掌、談談神人一致這麼單純的事情了,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以及其遭遇的抵抗。〈「尺」的誕生〉裡出現過的漸次累加結構在〈氣候、信仰與宿疾〉有了更精微的發展;它變成了一種雙線的結構,一線漸強一線漸弱:

         蔡大禮的神道生活與傳統抵抗
           佈置日式房間:日式房間無人清掃
          簡單的新式拜祭:以舊儀祭祖父
          對民間信仰遲疑:算命、漢醫、媽祖廟拜祭
         婉拒神道組織職務:對郭春發不友善
             不置可否:請道士來作法
            向觀音跪拜:祭拜觀音

  由上表可知,周金波把神道教與台灣民間信仰視為二元對立、無法相容的兩個單元,這篇小說的主線便是這兩者間的相互消長。當〈志願兵〉裡的高進六邁入中年成為蔡大禮時,他便無法再繼續支撐年輕洋溢的「正確」信念了。我們很難不憶起〈志願兵〉中那種淺淺的哀傷,那種「要說服人家反被人說服了」的無力。蔡大禮非但沒有如西川滿所說般「排斥台灣舊有事物」,他根本是向舊有事物投降了。
  在經過這麼一番尋索之後,周金波似乎無可迴避地遇到了一個問題:各式各樣的孩子、青年和中年人頂著皇民化的大旗,卻必須在台灣社會裡咬牙奮戰甚至棄械投降,那周金波自己又是如何面對台灣與日本的文化拉扯?
  這個問題的探索,便呈現在周金波最複雜的作品〈鄉愁〉裡了。這篇半自傳式小說之特殊不僅僅在於它展現了周金波最為細膩曲折的心理描寫能力,情節結構錯綜複雜到難以像上述幾篇輕易地理出頭緒來,而是這是自〈水癌〉以後,再次出現敘事者與讀者密接的設計。這次的「近距離接觸」並不是如同〈水癌〉那般情感過剩、技巧不足所致,而是由於這是一次太過切身、實在無法抽離的底層意識的探索。〈鄉愁〉描述的是一趟前往溫泉地度假的旅行,時間不長,距離也不遠,但一趟下來卻足以讓讀者迷惑陷溺。這場吊詭的旅行是在這樣的心理背景下開始的:

我發現自己對這裡的任何事情,在東京或日本內地有的就會拿出來做比較的習慣,我自己也經常反省這種輕佻的行為。周遭的人對我的這種習慣和態度不滿,使我嘗到了孤獨,就因為如此,我經常在夢中尋求能容納得下我的舒適的好地方,說不定這個地方就是溫泉地。若不對的話,能換個可以透氣的地方對我來說,也可算是我說的緊急事。

  在〈鄉愁〉裡,我不能採取〈氣候、信仰與宿疾〉那樣表列出對立的元素,因為這樣的分析將過於瑣碎,所以我傾力於少數重要元素的討論。其中最重要的對立即是溫泉地裡「日本人經營的旅館」與「台灣人的街道」。這不但是主要情節開展的場景,也各自呈現了周金波對兩種文化的觀感。日式旅館的這個區域,被周金波描寫為一靜謐、素樸甚至是「連陳腐的味道都能感受到的日本的鄉下風景 」;而父親經常住宿的台灣街道則是重重疊疊的紅磚瓦屋,有旅館、店鋪、賣膏藥者、馬戲團以及掀起高潮的械鬥。這種對比就像是〈氣候、信仰與宿疾〉之中,蔡大禮的萎靡與其妻的活力充沛一樣。周金波投注了無數認同熱情的日本,在他的筆下往往都是沉靜的,反倒是代表台灣的場景必然是熱鬧非凡。值得注意的是,「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住進了日式旅館,認為這裡才能得到安寧;反之,「台灣」在他的心中卻是:

這裡的社會,讓人感到有一種枉然的恐怖感,並不是因為被打、被踢的傷痛,而是因為對自己故鄉的懷念、仰慕而回到它的懷抱時,卻是這裡對自己呈現出的是一種冷淡,沒有理解,不親切的地方。這種已是無法挽回的枉然的恐怖感漸漸向我逼過來。

  這是場無論起點還是終點都曖昧不明的旅途。我們看到一個矛盾的「我」,既期望日本式的安寧,卻又會為台灣械鬥團體的解團式而有「悲哀的、無法消愁的、很深刻的 」情緒。施淑曾談到殖民地知識分子特殊的「雙鄉結構」,他們既排斥故鄉台灣的粗陋,又不滿都市文明日本的功利 。我想借用此一概念,用另外一種方向來說明周金波的情結。施淑的「雙鄉結構」是指知識分子同時拒斥兩者,然而,在周金波這種背景的作家身上,「雙鄉結構」則變成了他同時被兩者拒斥。他一方面將台灣視為故鄉,但卻因其完全日本式的思維而變成「努力去做那些招人怨恨事情的人 」;一方面,在日本教育下長大的他醉心於日本文化,然而自〈志願兵〉以下諸篇,無一不見其被日人排拒的陰影。了解了這一層心理之後,我們或許更能理解〈鄉愁〉裡狂亂到近乎失控的結局──那是一種就算安排了冠冕堂皇、正確至極的「為戰爭奉獻銅鑼」情節也無法抹滅的情感掙扎。在這個意義上,西川滿至少說對了一件事,周金波確是一位「誠實」的作家。

四、 搭建在陰影上的信念
──〈後方的來信〉、〈第一信〉、〈助教〉、〈無題〉、〈惡魔的使徒〉
  
  1944年6月,「台灣總督府情報課」派遣多位作家赴往各地撰寫戰時報導文學。周金波與當時文壇一流作家如西川滿、楊逵、呂赫若、張文環等人同時受到指派。 三個月之後,描寫斗六國民道場的〈助教〉便發表在《台灣時報》上了。
  順著時間脈絡,從〈水癌〉一路讀到〈鄉愁〉的讀者,在讀到〈助教〉的時候,恐怕都會有所疑惑。經歷了〈氣候、信仰與宿疾〉那麼劇烈的轉變和〈鄉愁〉那麼深切的自我探索之後,一年多之後的周金波竟然完全脫離了「雙鄉結構」的掙扎,完成了這篇「內台合一」的融洽作品。中島利郎在〈周金波新論〉裡面也僅僅談到〈鄉愁〉為止,而跳過了完成度亦在周金波平均水準之上的〈助教〉,恐怕也是無法用其「愛鄉土、愛台灣」的論點來解釋的緣故。
  在此,我想重提第一章末尾所提出的原則,我們必須將作家視為一不完滿的整體。「整體」是說,如果我們只讀〈水癌〉、〈志願兵〉,我們會忽略掉周金波在技巧上的進步歷程與情感掙扎;「不完滿」則是承認作家也是個人,很難始終如一──有太多內外因素會影響到他的表現了。
  因此,當我們考慮當時背景時,對於〈助教〉以及其前後諸篇作品將能夠有更清楚的洞見。1943年以後,戰爭局勢漸趨衰敗,此時日本政府對作家的統制亦越來越強,作家的作品更不能對政策有所質疑。〈後方的來信〉與〈第一信〉兩篇是所謂的街頭小說,本來就是為宣傳而撰寫的,內容都是鼓勵民眾志願出征。在這種目的與篇幅之下,自然不太可能涉及個人情感的探索。
  〈助教〉也是此背景下的「命題作文」。這篇小說相較之下,可以說是周金波「失常」之作──其情節結構隨意散漫,敘事觀點混亂,人物刻畫十分扁平空洞。開頭一再描寫太陽的場景,很明顯地是為了象徵日章旗;而在「全員協力戰爭」的大旗之下,整個國民道場裡毫無齟齬地完成了「內台一家」的理想,「內務班長是父親也是兄長,助教是母親也是大姐 」。然而,周金波的信念畢竟不再像〈水癌〉一般堅定了。〈助教〉裡的蓮本不斷閃現的焦慮雖然破壞了劇情結構的完整,但也暗示了周金波潛意識並不敢相信可以有這麼完美的「內台合一」場景。
  〈無題〉在周金波的系列作品裡,較突出之處,在於他將場景搬入了家庭之內。前此除〈氣候、信仰與宿疾〉外,所有的篇章均將家庭置於一扁平的道具地位,家人一旦出場,就是以待說服的守舊勢力形象出現。但是,〈無題〉描述了無法考上志願兵的哥哥與一、讀軍校的弟弟敏司和兩人的母親三人之間的互動。母親在這裡只需要長子承諾「母親,我絕不會離開妳 」便能夠被說服,而與一和敏司之間的微妙情結成為主要橋段。敏司年輕、狂傲、充滿活力的形象,在寫血書、和與一吵架兩幕的巧妙安排中被突顯出來,而這是一個將「死得高潔光榮 」的志願兵形象。
  最後要討論的篇章,是一個無論就風格還是內容,都十分遠離周金波既有常規的〈惡魔的使徒〉。小說內容遠離日據時代,來到外力開始入侵清朝的十九世紀末,敘寫一名英國牧師如何利用各種手段在台灣搜購土地。這種歷史小說既不能與西川滿《台灣縱貫鐵道》和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同樣視為日本殖民開發史,也不像於呂赫若〈風水〉等利用「殖民者不在場」做隱匿其抵抗意識,更不是賴和〈善訟的人的故事〉或楊守愚〈美人照鏡〉這種鄉野傳奇式的作品。比較精準的定位應當是,它是第一種和第三種的混合體,即假鄉野傳奇之體裁,敘述呼應國策的故事。在小說裡,牧師范德古被戲劇化地誇大成「大英帝國侵略東亞的先遣部隊 」,一樁純粹為私立而炒地皮的事件被影射成具有強烈的帝國主義心態,「如果不能完全佔領的話,也要弄到九十九年租借地,即使那也不能的話,也要買到土地建教會。 」
  然而,〈惡魔的使徒〉所觸及的題材似乎不是周金波所能駕馭的。文分十節的設計,即是用來掩飾其無法構築一個細節更精密的世界的手法。對比〈鄉愁〉裡四下埋伏的各種精巧意象,這篇小說瑣碎貧陋的特點便能夠看得很清楚了。

五、並非一場正義之戰

  在前面幾章的討論中,我依時間順序將周金波的作品大略分為三組,試圖為其作品系列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圖像,也就是說,不僅僅只是以「周金波是/不是皇民作家」作為討論核心。事實上,如果忽略了〈「尺」的誕生〉到〈鄉愁〉之間的作品,周金波之被視為皇民作家並不意外;而如果只以〈氣候、信仰與宿疾〉等篇章為例,論者也很容易得出相反的結論。我想再次徵引中島利郎:

從結論來說,筆者認為周金波並不是「皇民作家」,而是真正「愛鄉土、愛台灣的作家」。

  如果中島利郎的論斷屬實,那我們不但難以解釋〈助教〉、〈無題〉裡,曾有的各種掙扎會突然消解,也難以解釋,為什麼周金波會一再宣稱他的確是個皇民作家。在此我並不想更深一步探討作家的內心曲折──這是件還得搭配更多資料與分析才能完成的工作──,而僅僅是想稍微改寫中島利郎的論斷:周金波同時是一個皇民作家,也是個愛鄉土、愛台灣的作家。〈水癌〉是周金波,〈信仰、氣候與老病〉也是;〈鄉愁〉是周金波,〈助教〉也是。

  在歷史的定位上,也許我們是最適合研究周金波這類「特殊」作家的一代。正如同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抗議年代對周金波而言已經年凐代遠、不再對他的認同產生絕對的影響力一樣,在八○年代後才出生的我們,距離殖民時期的苦痛已經十分遙遠了。若說我們還具有前代研究者那種強烈的情感,這恐怕有些不盡真實 。也許會有人認為我們「缺乏歷史感」或者在面對殖民地時代的傷痛時顯得「冷血」,然而,我卻認為,承認我的確沒那麼關心「清理殖民時代的幽靈」是一種必要的誠實。用對我而言並不存在的情感,虛假地緬懷前輩作家,不啻是種對他們的侮辱。
  當我們這一代的研究者卸下了若干感情上的包袱後,將能更抽離、更後設地看待台灣過去的歷史,及這些經過歷史的作家們。在那裡,周金波將不是一位生活在罪惡的日本殖民地的作家,而是一名被國家機器與民族動員扭曲得左支右絀的凡人,我們幾乎可以在所有民族國家的歷史中找到這樣的人物。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已經向我們提示過,這種看似神聖的的民族大義,事實上蘊含了不少歷史的偶然與人為的建構 。最後我想引一段我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深深感到被觸動的文字作結:

我拒絕把他寫成那種在歷史巨輪面前容易受騙、失去了希望的殖民主義受害者。我把他們看成為以自己的方法、有時有意識的,有時無意識地味自己生存而戰的人。我只尋求釐清他們極為矛盾卻又極為豐盈的假定和世界觀。這些方法可能和大家心目中所想的一場反殖民主義的正義之戰有出入,但我相信他們不會在意這些。

六、徵引文獻

(一) 近人論著

1.南迪(Ashis Nandy)著,林靄雲譯  2004 〈親內的敵人──殖民主義下的   自我迷失與重拾〉,載《解殖與民族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 1999 《想像的共同體》,台北:時報出版社。
3.王郁雯 1999 《台灣作家的「皇民文學」(認同文學)之探討──以陳火泉、周金波的小說為研究》,台北: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
4.中島利郎、周振英編著 2002 《周金波集》,台北:前衛出版社。
5.中島利郎 2002 〈周金波新論〉,載中島利郎、周振英編著《周金波集》,台北:前衛出版社。
6.中島利郎 2002 〈「皇民作家」的形成──周金波〉,載中島利郎、周振英編著《周金波集》,台北:前衛出版社。
7. 石川香代子 2004 《周金波〈志願兵〉析論》,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9. 辻義男著,柳書琴譯 1993 〈周金波論─以系列作品為中心〉,載《文學台灣》第八期,高雄:文學台灣雜誌社。
10.李文卿 2000 《殖民地作家書寫策略研究──以皇民化時期《決戰台灣小說集》為中心》,南投:暨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所。
11. 垂水千惠著,涂翠花譯 1998 〈台灣作家的認同意識和日本──周金波的近代觀點〉,載垂水千惠著、涂翠花譯《台灣的日本語文學》,台北:前衛出版社。
12. 柳書琴 1994 《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1937.7—1945.8)》,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3. 星名宏修著,莫素微譯 2005 〈「血液」的政治學──閱讀台灣「皇民化時期文學」〉,載《台灣文學學報》第六期,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14.星名宏修 1994 《再論周金波──以「氣候與信仰與老病」為主》,新竹:清華大學「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
15.陳建忠著 1998 〈徘徊不去的殖民主義幽靈──論垂水千惠的「皇民文學觀」〉,載《聯合報》第37版。
16. 施淑 1997 〈日據時代台灣小說中的頹廢意識的起源〉,載《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出版社。
17. 莫素微 2004 〈鄉關何處―─周金波的殖民地之旅〉,載《台灣文學學報》第五期,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18.莫素微 2005 〈現代化與公民化──由周金波〈水癌〉中的醫療主題出發〉,載《台灣文學學報》第六期,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19.曾巧雲 2005 《未完成進行式──戰前、戰後的皇民文學論爭/述》,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創作者介紹
創作者 chuck158207 的頭像
chuck158207

謊言或真理的技藝

chuck158207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